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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自己是轻而易举的事,可是把笔当作手术刀一下一下地割自己的心,我却显得十分笨拙。我下不了手,因为我感到剧痛。我常说对自己应当严格,然而要拿刀刺进我的心窝,我的手软了。我不敢往深处刺。五卷书上每篇每页都是血迹,但更多的却是十年创伤的脓血。我知道不把脓血弄干净,它就会毒害全身。

    这是反思,这是忏悔,这是解剖——是对自己灵魂的解剖,对自己灵魂入骨入髓、无情而坦诚的解剖!做人难,做真人更难;认识人难,认识自己更难;而把自己的过错毫不留情地袒露给众人,把自己曾经被扭曲的灵魂毫不客气地展示给大家,这需要何等坦荡的胸怀和伟大的勇气啊!可是,巴老这样做了,而且义无反顾地做了,为了“不能欺骗我的下一代”巴老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义无反顾地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思和忏悔。这对常人来说是极其困难的,在一个忌讳说真话,时兴说假话的民族中,尤其显得困难。在这么多的困难面前,巴老却义无反顾地做了!巴老无愧于“知识分子的良心”这一伟大而光荣的称号。

    巴老的伟大,衬托出了我们的渺小,巴老的真诚,映照出了我们的虚伪,巴老的勇敢,遮盖不了一代人内心的胆怯。巴老的灵魂,穿透历史的表象,暴露了我们民族心灵深处的那份丑陋和邪恶。

    上世纪80年代初,巴老在随想录中第一个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设想。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愿望始终未能付诸实施。但在2005年元旦,位于汕头市澄海区莲上镇塔山风景区的文革博物馆正式建成开放,这是中国第一个文革博物馆,也是由民间兴建的文革博物馆。巴老“敢于说真话”的精神不会磨灭,这既是对巴老精神的安慰,更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希望的曙光。

    有人说,巴金承载着我们的期待,承载着对具有现代意义的独立意识、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的期待;而这种期待,需要一批批的知识分子去传承,去发扬光大。是的,大师总是把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当祖国有难的时候,他们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使命感,毅然用自己柔弱的身躯,支撑起道义的大旗。

    巴金是举着“五四”的火炬,是接着鲁迅先生的接力棒进入新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现在巴老走了,这个火炬还需要我们这一代人高举着烧下去,这个接力棒还需要紧接着传下去,而且需要烧得更亮,跑得更远。

    黄昆先生二十六岁留学英国,六年时间里连续提出“黄散射”、“黄─里斯理论”、“黄方程”1951年,他与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玻恩合著一本固体物理学的“圣经”——晶格动力学理论,直到1985年还第三次再版。

    1951年,正处于科学巅峰期的黄昆毅然回国,来到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这就意味着黄老将放弃科研,而他一放弃就是漫长的30年;这30年,对于一个正处在科学巅峰期的科学家来说,又是多么地珍贵!而惟有深爱着自己祖国的子民,才能做出如此的牺牲和伟大的举动。

    黄昆先生逝世后,北大物理系师生送给他一副对联:“渡重洋,迎朝晖,心系祖国,傲视功名富贵如草芥;攀高峰,历磨难,志兴华夏,欣闻徒子徒孙尽栋梁。”以无比崇敬的心情概括了黄老一生轻视功名、“志兴华夏”的宏愿,表达了人民对黄老抛弃国外优厚待遇,毅然归来报效祖国优秀品质的赞扬之情。

    黄老被称为“中国半导体物理学界的开山鼻祖”他在整个固体物理和半导体物理领域的贡献之大,是有口皆碑的。但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却一点没有大师的架子,对自己的生活要求也是非常地简单。据复旦大学物理系教授沈学础回忆,1988年,沈学础和黄昆同在上海参加学术会议,某天,与会者大多外出游览,旅馆里仅他们二人在看文献。沈学础招待黄昆吃晚饭,黄昆要求尽量点素菜,按最便宜的点,饭多盛了一小碗,他坚持要退回去。沈学础说“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大科学家心里对粮食的珍惜。”在这个物质生活高度丰富的时代,有一点资产和地位的人出则车马开道,前呼后拥,吃则山珍海味,杯盘如山。在这方面,黄昆先生无疑为国人树立了一座精神的丰碑;反观黄昆、巴金和启功等一个个大师,无不生活简朴,向社会索取极少,而对国家和人民贡献却非常地大。

    到了晚年,黄老几乎不再参加任何形式的研讨会。一辈子育人的黄昆给出一个非常充分的理由:不希望误导后人。黄老曾说“现在科技发展这么快,很多东西我已经不懂了,到了研讨会现场,发言吧,怕误导后来人,不发言吧,别人还以为你摆院士的架子。”比起那些万事通的专家,那些无论大会小会,只要有礼品就参加的政客,黄昆院士确实做出了榜样。

    大师总是心中装着国家和人民,不讲个人私利。为了社会的发展,他们甘为人梯,积极提挈后学,积极帮助、创造有利条件促进年轻人发展,始终不辜负为师的职责。

    改革开放后,很多贫寒的学生考入北师大,生活相当困难,启老得知后十分焦虑,决心用自己的力量帮助他们,便于1990年在香港举办书画义卖,筹集资金160余万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并坚持不是以自己的名义而是以先师陈垣先生“励耘书屋”中的“励耘”二字命名,设立了“励耘奖学助学基金”目的既在感激恩师对自己的教诲与培养,亦在激励学生继承和发扬陈垣先生的爱国主义思想及辛勤耕耘、严谨治学、奖掖后学的精神。这种高风亮节不仅使北师大师生深受教育,也在教育界引起广泛影响。

    2001年,黄老拿了500万元的国家最高科技奖,但他拿出450万元成立了“黄昆固体物理和半导体物理奖”而他的生活依然如故,绒线圆帽,蓝布中山装,破布鞋,使人无法将这套装扮和科学巨匠联系起来。

    著名作家张贤亮在纪念巴老时说:“巴老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文学遗产,还有高尚的风骨与做人的修养。我们这一代、尤其是中青年作家,都应学习、继承他的为人、风范,爱国精神与民族感情,讲真话以及对后代的提携精神。”

    人们称赞巴老“不是一般的作家,不是附庸权势的文人,不是名不副实的雅士,更不是那种把人民放在嘴上而却跪拜在人民币脚下的墨客,他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作家。”“巴金的成名没有炒作,没有吹捧,更不依靠与权贵联姻。他靠一颗真诚的心打动亿万读者,享誉文坛。巴金没有到自己的名望和影响中去淘金,没有去涉足影视等文学的姊妹行业以及其他文化产业,更没有去办广告公司和搞开发房地产,他甚至没有属于自己的公司,自己的产业,他留给后人的除了文学,只有精神。”

    大师之所以能够成其“大”是因为他们有博大的胸怀,心中始终装着国家和人民;他们有高尚的操守,不讲假话、大话、空话而讲真话,不回避矛盾,不文过饰非;他们有极高的人生境界,他们关注民生疾苦,以天下兴旺为己任,忧人民之所忧,忧国家民族之所忧,坚持独立的操守,不吹捧,不跟风,不人云亦云,不趋炎附势,始终坚持走自己的路。这正是中国最需要的知识分子,是鲁迅所称道的新时代的“中国的脊梁”!

    在我的心目中,启功、黄昆和巴金,他们的学识渊博,他们的著作等身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们人格高尚,思想深刻,他们的人格成就了时代精神的丰碑,他们思想超越时代照耀千古。他们是国人灵魂的镜子,是时代心灵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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