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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在“人妖颠倒是混淆”的年月,社会上正喧嚣着一种“读书无用论”特别是在农村,许多家庭里的花季少年,都丢弃了书包,扛起锄头,投入到修理地球挣工分的行列。在全村子里,惟有我们家四兄妹却依然上着学,这在当时来讲,不啻是一种奇情怪景,另类一户。
其实,我家的家事并不好,尤其缺乏劳动力,比有的家庭要困难得多。但父母亲为了送我们上学读书,天大的困难都自己扛着,从不在我们面前诉苦。沉重的家庭负荷,压得她们过早的就褪尽了青春的容颜,各种皱纹都争先恐后的抢占额头那块并不宽敞的地盘,使之成为一块龟裂的山田。特别是我父亲,本来体质就差,下不起大力,人称“灯草客”四十来岁就两鬓飞雪,佝腰偻背,看上去比六十多岁的老头还显老。生产队连年超支,只得靠借储备粮吃返销过日子,常年是“瓜菜带”饭甑里都是带着颜色,从来就没有清一色过。这时,有好心的便劝我父亲:“自古只有鼎罐煮馍馍,那有鼎罐煮文章。现在读书有什么用,还是让你老大回来,帮你一把吧!别硬撑了。”父亲一听,没好气地回答道:“鬼话,他能帮我什么。”
十七岁那年,我正上高中,父亲的身体更糟糕了,脸色发黄,四肢无力,食量也锐减。有些内行的人见了,说怕是得了肝炎吧,那症状可象是肝炎的前兆。我们听了有些着急起来,便要父亲去医院作一次检查,父亲不肯去,我们便和母亲一起强拉硬拽地把父亲拖进医院,一检查,果不其然是肝炎。我们一下子全懵了,不知如何是好,倒是父亲反过来安慰我们:“不要信医生的,全是吓人的瞎话,我的身体我自己知道,没什么大病的。”医院要我父亲住院治疗,父亲心想,到哪去筹那笔住院费呢,于是,父亲坚决不住院,只好要医生给开点药。从医院里出来,医生又嘱咐说:“肝炎病人除吃药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好好地静养休息。静养休息?一家人的牙齿磕下来差不多有一升,就全指望父亲和母亲两个,他哪休息得了呀!鉴于这种情况,我作为兄妹中的老大,理所当然的要站出来为家庭分忧。我便跟我父亲说:“让我退学吧——”“胡说。没出息的东西。”话没说完,父亲便截断我的话。“我不痛不痒的,有什么鬼肝炎,医生不编瞎话蒙人,能赚得到人家的药钱吗?”
第二天,父亲照样下地干活了,还把医生给他开的药方也藏了起来,不让再给他买药了——其实,我们也知道,他是舍不得花钱。没办法,我们只得寻一些不需要花钱的土方子让他吃,干活时尽量帮着他点,不让他太累了。
一次,父亲上山搬树整牛栏,那天正赶上是星期天我也在家,便也跟着他上了山。我和父亲一起抬一根干杉树,他抬的树蔸走前面,我抬树巅走后面。走路时,正好我看到他的后背,他那不发达的脊背,被汗水浸湿后,和汗衫紧紧地裹在一起,包着的只是一副瘦骨嶙峋的骨架。那颤巍巍的步履,迎风欲倒,每行一步,都是那样的艰难和吃力,我只得把肩膀不断地往前移,让树的重量尽量往我身上来,以减轻父亲身上的重负,尽管这样,他仍然气喘嘘嘘,特别是在上坡时,每行一步,每登一级台阶,总是往下一蹲,用手按着膝盖,身体往前一拱“哎呀”一声,再站起来作一阵深深地长呼吸,又才去登第二级本来不太重的一根干树,还未完全成熟的我,抬着也感到很轻松,而在父亲肩上,却象压的一座泰山。虽然他在我面前强颜作态扮着笑,但我知道,他是苦撑的,他不是用自己的体力,而是靠精神和毅力在拼命地挣扎。我的泪潸然而下,随即一种大胆的决定也油然而生。
回到学校,我偷偷地办了退学手续。当我把铺盖行李都背回家了,才告诉父母亲。我是想来个生米做成熟饭造成既成事实后,让她们看到了,想反对也迟了。果然,父亲见已成事实,没说我什么,只是暗自长叹了一声。我想:这回好了,父亲总该安心休息养病了吧!第二天,我便代替父亲出工了。晚上收工回来,父亲把我叫到他身边,从衣兜里掏出一张不知从哪弄来的医院证明,笑嘻嘻地对我说:“我说我没有什么肝炎的吧,你们不信,看,这是医院证明。以前准是那个不负责的医生搞错了。”接着,他便把话锋一转,严肃地对我说:“明天我送你去学校,接着读你的书,家里的事还轮不到你来操心。”说到后一句话时,就象给下达的一道命令,不允许我作任何申辨解释。
第二天,天还没亮透彻父亲就帮我清点好行装,催我上路了。到了学校。父亲找到了校长,又找了班主任,把情况给他们说了一遍,看着学校给我恢复了学籍,又把我送到教室的门口之后,他才放心地回家,临走时,他又反复地叮嘱我:“以后再不能自作主张了,安心读你的书,家里有我和你妈,天塌不下来的。”我望着他离去的背影,使我突然想起朱自清先生的那篇著名散文——背影中的父亲形象,这有着多么的相似啊!再一次,我泪如泉流
父亲的肝炎经过服用土方子,病情虽然得到了一些遏制,但始终没有痊愈。就这样,父亲凭着他惊人的毅力,凭着对儿女们的一份期冀,拖着孱弱的病体,硬是顽强地坚持了八年,一直把我们兄妹四人一个个的送完小学、中学、大学毕业,他才带着那一丝欣慰和满足驾鹤仙乡。若干年过去了,那次我和父亲抬树的情景,依然清晰地刻在我的脑海,只有父亲那张不知从何处弄来的医院证明,却至今仍然是一个谜。
那是在“人妖颠倒是混淆”的年月,社会上正喧嚣着一种“读书无用论”特别是在农村,许多家庭里的花季少年,都丢弃了书包,扛起锄头,投入到修理地球挣工分的行列。在全村子里,惟有我们家四兄妹却依然上着学,这在当时来讲,不啻是一种奇情怪景,另类一户。
其实,我家的家事并不好,尤其缺乏劳动力,比有的家庭要困难得多。但父母亲为了送我们上学读书,天大的困难都自己扛着,从不在我们面前诉苦。沉重的家庭负荷,压得她们过早的就褪尽了青春的容颜,各种皱纹都争先恐后的抢占额头那块并不宽敞的地盘,使之成为一块龟裂的山田。特别是我父亲,本来体质就差,下不起大力,人称“灯草客”四十来岁就两鬓飞雪,佝腰偻背,看上去比六十多岁的老头还显老。生产队连年超支,只得靠借储备粮吃返销过日子,常年是“瓜菜带”饭甑里都是带着颜色,从来就没有清一色过。这时,有好心的便劝我父亲:“自古只有鼎罐煮馍馍,那有鼎罐煮文章。现在读书有什么用,还是让你老大回来,帮你一把吧!别硬撑了。”父亲一听,没好气地回答道:“鬼话,他能帮我什么。”
十七岁那年,我正上高中,父亲的身体更糟糕了,脸色发黄,四肢无力,食量也锐减。有些内行的人见了,说怕是得了肝炎吧,那症状可象是肝炎的前兆。我们听了有些着急起来,便要父亲去医院作一次检查,父亲不肯去,我们便和母亲一起强拉硬拽地把父亲拖进医院,一检查,果不其然是肝炎。我们一下子全懵了,不知如何是好,倒是父亲反过来安慰我们:“不要信医生的,全是吓人的瞎话,我的身体我自己知道,没什么大病的。”医院要我父亲住院治疗,父亲心想,到哪去筹那笔住院费呢,于是,父亲坚决不住院,只好要医生给开点药。从医院里出来,医生又嘱咐说:“肝炎病人除吃药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好好地静养休息。静养休息?一家人的牙齿磕下来差不多有一升,就全指望父亲和母亲两个,他哪休息得了呀!鉴于这种情况,我作为兄妹中的老大,理所当然的要站出来为家庭分忧。我便跟我父亲说:“让我退学吧——”“胡说。没出息的东西。”话没说完,父亲便截断我的话。“我不痛不痒的,有什么鬼肝炎,医生不编瞎话蒙人,能赚得到人家的药钱吗?”
第二天,父亲照样下地干活了,还把医生给他开的药方也藏了起来,不让再给他买药了——其实,我们也知道,他是舍不得花钱。没办法,我们只得寻一些不需要花钱的土方子让他吃,干活时尽量帮着他点,不让他太累了。
一次,父亲上山搬树整牛栏,那天正赶上是星期天我也在家,便也跟着他上了山。我和父亲一起抬一根干杉树,他抬的树蔸走前面,我抬树巅走后面。走路时,正好我看到他的后背,他那不发达的脊背,被汗水浸湿后,和汗衫紧紧地裹在一起,包着的只是一副瘦骨嶙峋的骨架。那颤巍巍的步履,迎风欲倒,每行一步,都是那样的艰难和吃力,我只得把肩膀不断地往前移,让树的重量尽量往我身上来,以减轻父亲身上的重负,尽管这样,他仍然气喘嘘嘘,特别是在上坡时,每行一步,每登一级台阶,总是往下一蹲,用手按着膝盖,身体往前一拱“哎呀”一声,再站起来作一阵深深地长呼吸,又才去登第二级本来不太重的一根干树,还未完全成熟的我,抬着也感到很轻松,而在父亲肩上,却象压的一座泰山。虽然他在我面前强颜作态扮着笑,但我知道,他是苦撑的,他不是用自己的体力,而是靠精神和毅力在拼命地挣扎。我的泪潸然而下,随即一种大胆的决定也油然而生。
回到学校,我偷偷地办了退学手续。当我把铺盖行李都背回家了,才告诉父母亲。我是想来个生米做成熟饭造成既成事实后,让她们看到了,想反对也迟了。果然,父亲见已成事实,没说我什么,只是暗自长叹了一声。我想:这回好了,父亲总该安心休息养病了吧!第二天,我便代替父亲出工了。晚上收工回来,父亲把我叫到他身边,从衣兜里掏出一张不知从哪弄来的医院证明,笑嘻嘻地对我说:“我说我没有什么肝炎的吧,你们不信,看,这是医院证明。以前准是那个不负责的医生搞错了。”接着,他便把话锋一转,严肃地对我说:“明天我送你去学校,接着读你的书,家里的事还轮不到你来操心。”说到后一句话时,就象给下达的一道命令,不允许我作任何申辨解释。
第二天,天还没亮透彻父亲就帮我清点好行装,催我上路了。到了学校。父亲找到了校长,又找了班主任,把情况给他们说了一遍,看着学校给我恢复了学籍,又把我送到教室的门口之后,他才放心地回家,临走时,他又反复地叮嘱我:“以后再不能自作主张了,安心读你的书,家里有我和你妈,天塌不下来的。”我望着他离去的背影,使我突然想起朱自清先生的那篇著名散文——背影中的父亲形象,这有着多么的相似啊!再一次,我泪如泉流
父亲的肝炎经过服用土方子,病情虽然得到了一些遏制,但始终没有痊愈。就这样,父亲凭着他惊人的毅力,凭着对儿女们的一份期冀,拖着孱弱的病体,硬是顽强地坚持了八年,一直把我们兄妹四人一个个的送完小学、中学、大学毕业,他才带着那一丝欣慰和满足驾鹤仙乡。若干年过去了,那次我和父亲抬树的情景,依然清晰地刻在我的脑海,只有父亲那张不知从何处弄来的医院证明,却至今仍然是一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