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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梦一样。
那的确是一个豪迈的时代，不过在凯歌行进的同时，仔细打量，也会发现有一些裂隙，与那红底金字的光芒十分不协调。
从1950年起，不断有各界的“群众运动”被发动。如知识分子的“思想改运动”，又比如“土改”、“镇反”、“肃清反动会道门”等等。这一系列的清理旧政权的残余，创立新社会的规范等等举措，其正义性在当时不容质疑，也给红党增添了救世色彩。不过，由于其方式超越了法制，也没有政策约束，其中的过激行为、违反政策的情况发生了不少。总之，这些运动虽未波及到工商阶层，却起到了杀鸡骇猴的作用。
就是从这时起，洪禄承的精神始终处于被抑制状态，并开始为自身的处境担心。他不得变得不小心谨慎，既不去过问政治，也不敢多赚钱，只求在新政权下当个顺民，安安份份做自己的买卖。
没多久，政府组织洪禄承去参加了“学习国家政策，积极自我教育”的群众运动，他开始意识到身上有着“原罪”。心虚之下，为了“赎罪”，他首先积极响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不惜变卖家产筹措资金，捐了几架飞机和几门高射炮。接着，还主动上交了用来出租的十几处闲置房产给政府，以解决不断增加的京城市民人口安置问题。果然，他这力争好好表现的举动获得了政府的肯定，登报表扬和大红奖状的鼓励也犹如护身符一般，让他那不安的心暂且安定下来。
如果历史是公平的，那么洪禄承这番举措可谓英明之至，后来也就洪福齐天了。只不过，风雨要是都按着天气预测那么来，就无所谓狂风暴雨了。困难若是能由着你安然做好准备，也就没有把人逼疯这一说了。
洪禄承哪里会想到，仅隔两年，一场席卷整个工商界的清查就凭空临头。而当他在群众斗争会上拿出奖状，并提起此时做过的一切时，却根本无人相信。历史就是这么可悲，旁人冷笑中的一句“资本家还能爱国吗？”，就把他自证清白的希冀全部抹杀。
特别是1952年2月16日，随着当天的各大报纸刊登消息，揭露了以沪海大康药房经理王康年为首的一些不法商人，盗窃国家财产和坑害志愿军的种种罪行后。人们心中最原始的正义感被触动了，成千上万淳朴的人民纷纷投书报社，称“五毒”资本家是“最可恨的人”。
说实话，像洪禄承这样的以诚信为本的商人，其实更痛恨糟蹋商人信誉的败类。可当时工商阶级的整体形象一落千丈，只要是商人，无论毒与不毒，几乎是人人喊打。凡资本家或业主，人人须得过筛子。
当时的具体细节没必要再提。总之，被隔离审查的时候，洪禄承完全垮了下来，他不得不顺着“打虎队”招认，甚至于自动加码。当他这只“老虎”被放出来时，已被斗得七荤八素，就像只“死猫”，连回家的路也认不得了，还是由打虎队员找车把他送回去的。好在因他态度良好，几天之后，职工大会宣布了他已经“彻底坦白”，并作为从宽处理对象，把他由原定的第一档“完全违法户”，降为第三档“半守半违法户”。（如果是完全违法户，至少要判刑坐牢）
同年5月，“运动”全胜收兵。经历过劫难的商人们，也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工厂和店铺。但这次清查，已经使许多人不敢做买卖了，甚至有人还在私下喊出了“再做买卖就是孙子！”这种话。可还没等他们决定是否真的要关门不干了，紧跟着下来的巨额处罚，又迫使这些人不得不继续担当，才刚发过誓的“孙子”。
洪家接到的通知书也不例外，上面清楚写着，补税和罚款总计是五亿元。（币制未改前，五亿元即五万）
在日后一段时期中，税务员每天来洪家坐索，有钱就拿走。而为了缴付巨额的退补，洪禄承不得不搜罗家里值钱的东西，拿去变卖筹款。先前是一些文物字画，后来就轮到了妻子的衣物首饰。
解放后，当铺已经彻底消失。文物字画要送去琉璃厂，春绸的棉袍与貂皮大衣等物，在信托行可以寄卖，但金戒指金首饰，却因政府规定只能拿到银行去。洪禄承的妻子王蕴琳仅去了一次银行就不肯再去了，说是不忍与旧物相别。再打点完东西，则让洪禄承送过去。洪禄承直到看到银行的人为检验金子的成色，把很精美的首饰扭得乱七八糟时，这才体会到了妻子的心情。就这样，持续了二年，洪家的家当去了多一半，才陆陆续续把这笔巨债还清。
1954年，对工商界又是关键的一年。随着齐仁堂在岳松声的带领下，率先宣布实行公私合营，京城的各行业对此都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不久后，绸缎铺瑞蚨祥，饮食界的惠丰堂、萃华楼以及森隆饭庄也跟着宣布实行。面对这种情况，洪禄承不免心焦如焚。
洪家传到洪禄承已是第十代了。要论本心，他着实不愿做这个末代的“破家”罪人。且不说他本身就对做买卖有着浓厚的兴趣，更何况父亲在离世的最后一刻，还在郑重嘱托要他把洪家的基业好好传下去。他如果就这么放弃了祖业，不仅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对自己寄予厚望的父亲呀？可若论现实情况，想要维系下去，又实在是千难万难。
首先来说，社会形势就不允许。实际上，饮食界单个的公私合营早在1950年就开始了。想当年是同和居走了第一步，到了1952年，丰泽园和聚德全又先后跟随实行。洪禄承早已看出，这条路恐怕是大势所趋，国家的决心是不会扭转了。再加上他已经深刻领教了那种力量，心知妄想抗拒，那简直是痴人说梦。
其次再说经营上的困难。由于对工商阶层清查的作用，社会风气变得更加崇尚俭朴，导致高端消费市场不断缩减，最后的结果就是饮食业由于长期实行低价供应，整体沦为了社会福利行业，根本无利可图。再加上近年来，国家对农产品开始实行统供统销制度，买什么都要凭证，更使得私营企业采购原料变得尤为困难。
洪家目前的实际情况是，酒楼饭庄由于业务清淡，大多已经关门，只剩一家衍美楼在勉强维系。而菜单也已经作废，每天仅能看情况而定，供应一些不讲时令的家常菜。另外，就连饽饽铺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由于缺乏大量的糖、油、果脯、鸡蛋和奶油，目前仅能烤制一些粗制炉食，基本快变成烧饼铺了。再这样下来，登门的顾客自然还会越来越少，店铺亏损更是铁定的。就算不合营，大概离自己关张也为期不远了。
综上所述，该当如何选择，答案已是明摆着的了。但洪禄承的心结终归难以释怀，所以迟迟无法迈出这一步。关键的时刻，还是一件突发的事件帮他做了决定。
1955年元旦过后，洪家三进院落的老宅被当时的街道办看上，想征用改为敬老院，街面上的衍美楼和衍美斋两个老铺自然也包括其内。为此，街道主任特意请来区里主管饮食行业公私合营的干部一起上门来说项，巧合的是，其人正是“清查”时的“打虎队长”。
再次相见，当年的队长已经成了正职处长，虽然这次已换成一副和颜悦色，张口闭口的“同志”。但洪禄承却旧痛难忘，依然心惊胆颤，又怎敢说个“不”字？于是乎，在1955年的春节之后，洪家在煤市街经营了近二百年的两个老铺关张了，洪家老宅的大门上也挂上了敬老院的牌子。
不过，这些房子倒也不是就此全然与洪家无关了，因为街道资金有限，所以房产并没有转让，只算作临时租用，初步定期十五年。而且街道为了表示感谢，也帮忙联系了新的住处，那就是福儒里2号院。
洪家搬到新址，地方小了不少，且没了影壁，没了垂花门，没了鱼缸、天棚和石榴树。洪禄承闷在观音院东院的新家里足不出户，只抱着两块老铺的木匾，抑郁了许多日子。
他心里着实难过，却又不好说什么。人家征用是经过他同意的，他在人前表现着积极与进步，背人又唉声叹气，这算怎么档子事儿呢？
还是妻子最懂洪禄承，心知他最舍不得的是那两间老铺，却另辟蹊径说，“搬走就搬走吧，这里虽然不大，但如今不比往日里，佣人们都走了，家里也就这几口人，尽够住了。要是往好处想，老宅偌大院子也压不住，房子会越来越旧，将来也没精力收拾，搁咱们手里早晚也是糟践了。”
王蕴琳说的没错，洪家的房屋院落的确已经显出了颓败的老相。洪禄承被说动了，他发现妻子更了解世间的因果逻辑。没有什么是永不变的，一切原本都是虚的。看透了，也就是那么回事。
洪禄承的郁结渐渐疏解开了。这心里一扭过弯来，公私合营的事也就水到渠成了。本来嘛，老铺和老宅既然都没了，剩下的，也就再没什么舍不得了。
很快，洪禄承就去找队长去谈公私合营的具体事宜。队长可没想到还能一举两得，高兴之余对他大加称赞鼓励，给出的条件也很优越，除了一些国家规定死的政策外，其余都可以商量。特别是在有关洪禄承个人工作的安置问题上，划出的范围和待遇比较宽松，可以由着他选。而洪禄承在沉吟了一番后，提出的条件，却只是把伙计们安置好，除此别无他求。队长更是高兴，很爽快地答应下来。
这个要求实在是不难办，因为洪家名下的酒楼饭庄皆已无存，除了刚关张的衍美楼老铺，大部分庄馆员工早就由洪家出钱，回乡的回乡，改行的改行了。安置的重点，其实只在于那些饽饽铺。
经过几次讨论，很快达成了协议。衍美楼的店伙厨师由市三商局饮食公司安置到其他的国营饭馆，八家饽饽铺的百余员工则成为了国营糕点厂的工人。至于那几家饽饽铺的店面，由于其经营方式还保持着前店后厂的手工生产模式，直接就被裁撤掉了。几家店面最后是划归市二商局，成了与国营糕点厂有代售合作关系的副食店。而洪禄承自己，则成为了一名在京城糖业糕点总公司上班的会计。
也许是有过去一些出格情况作为前车之鉴，这次国家比较温和，给出的条件也挺优厚。清查核资时采取自估自报、工人监督的方式，最后定了六万八千元的私股股金，按照“赎买政策”的规定，足有二百八十元定息，洪家并没有吃亏。
而在工作安排上，队长也任由洪禄承选择了离家较近的工作地点，并给予了特别优待。洪禄承享受行政15级的处级待遇，工资也相应地定为一百零八元。而食品行业，当时最高级别的技工到顶儿才拿七十多元，大概在整个公司，这个数儿也得排在前几位。这么看来，洪禄承的收入足可以保证洪家人的衣食无忧，且代代人都能过上“上等生活”。
不过，当洪禄承第一次收到人民银行那封盖有“邮资付讫”邮戳的牛皮纸信封的信件时，还是难免心情郁郁。他心知肚明，以后除了这冷酷的信件所寄来的定息外，有关洪家祖辈世代努力的所有成果，恐怕都将被时光掩埋。
洪禄承真正心如死灰是在上班之后。
厂房里，随着机器的传送带，各类糕点哗哗地，水似的往前流，工人戴着白围裙，白套袖，干净、利落，跟洋大夫似的。打眼一看，你还以为是在外国。而与之相比，洪家饽饽铺靠掌案带徒工制作的方式，不仅看着陈腐落伍，产量也低的可笑。
这副国营糕点厂用机器生产糕点的情景，让洪禄承不由眼前发黑，从心里泛起了阵阵苦涩。
如今怎么哪儿都用机器？也是，这么着一劳永逸，用的人少了，也不用烟熏火燎了。可要都像这么改良起来，那以后耍手艺的可全算白饶。
或许，世上确是没有不老不损的物件。就如他的老宅院一般，洪家老字号的消亡也不可逆转吧？
或许，洪家铺子确实是老了。
或许，他也老了……
1956年，对民营资本的改造达到最高潮。1月15日，随着岳松生代表京城工商联在天安门上为伟大领袖呈上京城喜报，京城的工商业已先行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随后，全国各地纷纷快步跟上。自此，全国的买卖人都和平地消失了，融入了普通人群中。
按道理说，既然已经盖棺论定了。那么就再无一个“运动”是指向工商阶层了，大家大可以松一口气，从此安心开始新生活了。但实则不然，紧箍咒还在，“原罪”是不可能完全擦干抹净的。
从1963起，大量忆苦思甜的小册子泛滥开来，重新控诉旧社会黑心地主的罪恶。随后相继而来的，是普及而持久的“忆苦思甜”运动。其时，尽管再无政策要求打资本的“落水狗”，但承接对工商阶层丑化的影响，旧有的商人们，便又挨个被重新提拉出来，成了溜边儿站的一群。
说实话，洪禄承的遭遇是有些冤枉的。以洪家而言，历来十分关注基层员工的收入与生活。洪家的祖训中，除了有包揽店伙们的生老病死，尽量拔中层干部于普通员工这些要求外，还特别规定了“不得无故散人（解雇人），不许搞特殊化，必须与店伙同食，以荣辱与共的理念来加以凝聚”等诸多事项。哪里又会像土财主“周扒皮”那样，以“半夜鸡叫”来压榨下属呢？
可面对现实，洪禄承没有别的辙，只好用老法子，尽力要求自己低下头去做人，借低调行事来保全自己和家人。
另外，对于所失去的财富，他也绝不敢表现出一点耿耿于怀。想来就明白，在社会整体上，“富”已经一个耻辱，没有谁再会留恋花天酒地的富裕生活。虽然勤俭节约，本质是一件痛苦的事，是因贫穷不得以而为之，但是一旦被树为全社会的主流风气，那它就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
在那个时代，岂止是洪禄承，就连末代皇帝，也都被改造得很纯正。溥仪就曾在1958年写过很真诚的决心书，表示要“争当红旗手”什么的。所以，洪禄承也一样十分努力地去参加劳动、学习朴素。人民是怎么活，他们就怎么活。尽力融入，以图早日变为“人民”一份子。
哪怕生活里，洪禄承还保留着过去的一点点讲究，不肯在饮食上面马马虎虎，那也只能关起门来偷偷享受。哪怕他看不惯像有的工农那样不洗手就吃饭、随地吐痰、口吐脏话、举止野蛮的举止，可见到这些“红五类”时，他也得点头哈腰，故作亲热地打招呼。
这不能怪他虚伪，全是环境使然。年头儿的改变不是个人所能抵抗的，胳臂扭不过大腿去，跟年头儿叫死劲简直是自己找别扭。否则，如若还保持“雕栏玉砌应犹在”的伤感，那么不用说，失去的还将会更多。
洪禄承这样的灰色人群与其亲属，一直就是这样活着。但令人想不到的是，虽已到如此地步，却还有一场把全国人民都卷入进入的劫难是躲不过的。
1966年8月，社会形式再次骤变，红卫兵们高举大旗，用铺天盖地的红色掀起了一场狂潮。而这次的运动，比以前的历次都要激烈百倍，根本不使人缓气，一变好象就要变到底。
不，这简直不是运动，而是一阵龙卷风。就是这场空前的大风暴，把洪家人余下的财产、自尊、人格都绞得支离破碎……
想到这里，洪禄承睁开了已雾气迷蒙的眼，胸中更充满了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感慨。
在我国，所谓的富豪世家，实在是没什么可以夸耀的。
想当年，不知有多少人羡慕他的家世，想象他金杯玉盏、宝马香车的生活是如何的阔绰爽快。可他在时代变迁中的身不由己、一夜白头、遗祸子孙等等百年伤痛，又有谁能体味？
他这一辈子，仿佛是背着“资本家”这沉甸甸的三个字，在走一条极陡的下坡路，根本就收不住脚。越是盼着太平日子，身子偏越往下出溜儿。
若细说其中滋味，不过是一个“载不动许多愁”罢了。
场梦一样。
那的确是一个豪迈的时代，不过在凯歌行进的同时，仔细打量，也会发现有一些裂隙，与那红底金字的光芒十分不协调。
从1950年起，不断有各界的“群众运动”被发动。如知识分子的“思想改运动”，又比如“土改”、“镇反”、“肃清反动会道门”等等。这一系列的清理旧政权的残余，创立新社会的规范等等举措，其正义性在当时不容质疑，也给红党增添了救世色彩。不过，由于其方式超越了法制，也没有政策约束，其中的过激行为、违反政策的情况发生了不少。总之，这些运动虽未波及到工商阶层，却起到了杀鸡骇猴的作用。
就是从这时起，洪禄承的精神始终处于被抑制状态，并开始为自身的处境担心。他不得变得不小心谨慎，既不去过问政治，也不敢多赚钱，只求在新政权下当个顺民，安安份份做自己的买卖。
没多久，政府组织洪禄承去参加了“学习国家政策，积极自我教育”的群众运动，他开始意识到身上有着“原罪”。心虚之下，为了“赎罪”，他首先积极响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不惜变卖家产筹措资金，捐了几架飞机和几门高射炮。接着，还主动上交了用来出租的十几处闲置房产给政府，以解决不断增加的京城市民人口安置问题。果然，他这力争好好表现的举动获得了政府的肯定，登报表扬和大红奖状的鼓励也犹如护身符一般，让他那不安的心暂且安定下来。
如果历史是公平的，那么洪禄承这番举措可谓英明之至，后来也就洪福齐天了。只不过，风雨要是都按着天气预测那么来，就无所谓狂风暴雨了。困难若是能由着你安然做好准备，也就没有把人逼疯这一说了。
洪禄承哪里会想到，仅隔两年，一场席卷整个工商界的清查就凭空临头。而当他在群众斗争会上拿出奖状，并提起此时做过的一切时，却根本无人相信。历史就是这么可悲，旁人冷笑中的一句“资本家还能爱国吗？”，就把他自证清白的希冀全部抹杀。
特别是1952年2月16日，随着当天的各大报纸刊登消息，揭露了以沪海大康药房经理王康年为首的一些不法商人，盗窃国家财产和坑害志愿军的种种罪行后。人们心中最原始的正义感被触动了，成千上万淳朴的人民纷纷投书报社，称“五毒”资本家是“最可恨的人”。
说实话，像洪禄承这样的以诚信为本的商人，其实更痛恨糟蹋商人信誉的败类。可当时工商阶级的整体形象一落千丈，只要是商人，无论毒与不毒，几乎是人人喊打。凡资本家或业主，人人须得过筛子。
当时的具体细节没必要再提。总之，被隔离审查的时候，洪禄承完全垮了下来，他不得不顺着“打虎队”招认，甚至于自动加码。当他这只“老虎”被放出来时，已被斗得七荤八素，就像只“死猫”，连回家的路也认不得了，还是由打虎队员找车把他送回去的。好在因他态度良好，几天之后，职工大会宣布了他已经“彻底坦白”，并作为从宽处理对象，把他由原定的第一档“完全违法户”，降为第三档“半守半违法户”。（如果是完全违法户，至少要判刑坐牢）
同年5月，“运动”全胜收兵。经历过劫难的商人们，也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工厂和店铺。但这次清查，已经使许多人不敢做买卖了，甚至有人还在私下喊出了“再做买卖就是孙子！”这种话。可还没等他们决定是否真的要关门不干了，紧跟着下来的巨额处罚，又迫使这些人不得不继续担当，才刚发过誓的“孙子”。
洪家接到的通知书也不例外，上面清楚写着，补税和罚款总计是五亿元。（币制未改前，五亿元即五万）
在日后一段时期中，税务员每天来洪家坐索，有钱就拿走。而为了缴付巨额的退补，洪禄承不得不搜罗家里值钱的东西，拿去变卖筹款。先前是一些文物字画，后来就轮到了妻子的衣物首饰。
解放后，当铺已经彻底消失。文物字画要送去琉璃厂，春绸的棉袍与貂皮大衣等物，在信托行可以寄卖，但金戒指金首饰，却因政府规定只能拿到银行去。洪禄承的妻子王蕴琳仅去了一次银行就不肯再去了，说是不忍与旧物相别。再打点完东西，则让洪禄承送过去。洪禄承直到看到银行的人为检验金子的成色，把很精美的首饰扭得乱七八糟时，这才体会到了妻子的心情。就这样，持续了二年，洪家的家当去了多一半，才陆陆续续把这笔巨债还清。
1954年，对工商界又是关键的一年。随着齐仁堂在岳松声的带领下，率先宣布实行公私合营，京城的各行业对此都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不久后，绸缎铺瑞蚨祥，饮食界的惠丰堂、萃华楼以及森隆饭庄也跟着宣布实行。面对这种情况，洪禄承不免心焦如焚。
洪家传到洪禄承已是第十代了。要论本心，他着实不愿做这个末代的“破家”罪人。且不说他本身就对做买卖有着浓厚的兴趣，更何况父亲在离世的最后一刻，还在郑重嘱托要他把洪家的基业好好传下去。他如果就这么放弃了祖业，不仅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对自己寄予厚望的父亲呀？可若论现实情况，想要维系下去，又实在是千难万难。
首先来说，社会形势就不允许。实际上，饮食界单个的公私合营早在1950年就开始了。想当年是同和居走了第一步，到了1952年，丰泽园和聚德全又先后跟随实行。洪禄承早已看出，这条路恐怕是大势所趋，国家的决心是不会扭转了。再加上他已经深刻领教了那种力量，心知妄想抗拒，那简直是痴人说梦。
其次再说经营上的困难。由于对工商阶层清查的作用，社会风气变得更加崇尚俭朴，导致高端消费市场不断缩减，最后的结果就是饮食业由于长期实行低价供应，整体沦为了社会福利行业，根本无利可图。再加上近年来，国家对农产品开始实行统供统销制度，买什么都要凭证，更使得私营企业采购原料变得尤为困难。
洪家目前的实际情况是，酒楼饭庄由于业务清淡，大多已经关门，只剩一家衍美楼在勉强维系。而菜单也已经作废，每天仅能看情况而定，供应一些不讲时令的家常菜。另外，就连饽饽铺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由于缺乏大量的糖、油、果脯、鸡蛋和奶油，目前仅能烤制一些粗制炉食，基本快变成烧饼铺了。再这样下来，登门的顾客自然还会越来越少，店铺亏损更是铁定的。就算不合营，大概离自己关张也为期不远了。
综上所述，该当如何选择，答案已是明摆着的了。但洪禄承的心结终归难以释怀，所以迟迟无法迈出这一步。关键的时刻，还是一件突发的事件帮他做了决定。
1955年元旦过后，洪家三进院落的老宅被当时的街道办看上，想征用改为敬老院，街面上的衍美楼和衍美斋两个老铺自然也包括其内。为此，街道主任特意请来区里主管饮食行业公私合营的干部一起上门来说项，巧合的是，其人正是“清查”时的“打虎队长”。
再次相见，当年的队长已经成了正职处长，虽然这次已换成一副和颜悦色，张口闭口的“同志”。但洪禄承却旧痛难忘，依然心惊胆颤，又怎敢说个“不”字？于是乎，在1955年的春节之后，洪家在煤市街经营了近二百年的两个老铺关张了，洪家老宅的大门上也挂上了敬老院的牌子。
不过，这些房子倒也不是就此全然与洪家无关了，因为街道资金有限，所以房产并没有转让，只算作临时租用，初步定期十五年。而且街道为了表示感谢，也帮忙联系了新的住处，那就是福儒里2号院。
洪家搬到新址，地方小了不少，且没了影壁，没了垂花门，没了鱼缸、天棚和石榴树。洪禄承闷在观音院东院的新家里足不出户，只抱着两块老铺的木匾，抑郁了许多日子。
他心里着实难过，却又不好说什么。人家征用是经过他同意的，他在人前表现着积极与进步，背人又唉声叹气，这算怎么档子事儿呢？
还是妻子最懂洪禄承，心知他最舍不得的是那两间老铺，却另辟蹊径说，“搬走就搬走吧，这里虽然不大，但如今不比往日里，佣人们都走了，家里也就这几口人，尽够住了。要是往好处想，老宅偌大院子也压不住，房子会越来越旧，将来也没精力收拾，搁咱们手里早晚也是糟践了。”
王蕴琳说的没错，洪家的房屋院落的确已经显出了颓败的老相。洪禄承被说动了，他发现妻子更了解世间的因果逻辑。没有什么是永不变的，一切原本都是虚的。看透了，也就是那么回事。
洪禄承的郁结渐渐疏解开了。这心里一扭过弯来，公私合营的事也就水到渠成了。本来嘛，老铺和老宅既然都没了，剩下的，也就再没什么舍不得了。
很快，洪禄承就去找队长去谈公私合营的具体事宜。队长可没想到还能一举两得，高兴之余对他大加称赞鼓励，给出的条件也很优越，除了一些国家规定死的政策外，其余都可以商量。特别是在有关洪禄承个人工作的安置问题上，划出的范围和待遇比较宽松，可以由着他选。而洪禄承在沉吟了一番后，提出的条件，却只是把伙计们安置好，除此别无他求。队长更是高兴，很爽快地答应下来。
这个要求实在是不难办，因为洪家名下的酒楼饭庄皆已无存，除了刚关张的衍美楼老铺，大部分庄馆员工早就由洪家出钱，回乡的回乡，改行的改行了。安置的重点，其实只在于那些饽饽铺。
经过几次讨论，很快达成了协议。衍美楼的店伙厨师由市三商局饮食公司安置到其他的国营饭馆，八家饽饽铺的百余员工则成为了国营糕点厂的工人。至于那几家饽饽铺的店面，由于其经营方式还保持着前店后厂的手工生产模式，直接就被裁撤掉了。几家店面最后是划归市二商局，成了与国营糕点厂有代售合作关系的副食店。而洪禄承自己，则成为了一名在京城糖业糕点总公司上班的会计。
也许是有过去一些出格情况作为前车之鉴，这次国家比较温和，给出的条件也挺优厚。清查核资时采取自估自报、工人监督的方式，最后定了六万八千元的私股股金，按照“赎买政策”的规定，足有二百八十元定息，洪家并没有吃亏。
而在工作安排上，队长也任由洪禄承选择了离家较近的工作地点，并给予了特别优待。洪禄承享受行政15级的处级待遇，工资也相应地定为一百零八元。而食品行业，当时最高级别的技工到顶儿才拿七十多元，大概在整个公司，这个数儿也得排在前几位。这么看来，洪禄承的收入足可以保证洪家人的衣食无忧，且代代人都能过上“上等生活”。
不过，当洪禄承第一次收到人民银行那封盖有“邮资付讫”邮戳的牛皮纸信封的信件时，还是难免心情郁郁。他心知肚明，以后除了这冷酷的信件所寄来的定息外，有关洪家祖辈世代努力的所有成果，恐怕都将被时光掩埋。
洪禄承真正心如死灰是在上班之后。
厂房里，随着机器的传送带，各类糕点哗哗地，水似的往前流，工人戴着白围裙，白套袖，干净、利落，跟洋大夫似的。打眼一看，你还以为是在外国。而与之相比，洪家饽饽铺靠掌案带徒工制作的方式，不仅看着陈腐落伍，产量也低的可笑。
这副国营糕点厂用机器生产糕点的情景，让洪禄承不由眼前发黑，从心里泛起了阵阵苦涩。
如今怎么哪儿都用机器？也是，这么着一劳永逸，用的人少了，也不用烟熏火燎了。可要都像这么改良起来，那以后耍手艺的可全算白饶。
或许，世上确是没有不老不损的物件。就如他的老宅院一般，洪家老字号的消亡也不可逆转吧？
或许，洪家铺子确实是老了。
或许，他也老了……
1956年，对民营资本的改造达到最高潮。1月15日，随着岳松生代表京城工商联在天安门上为伟大领袖呈上京城喜报，京城的工商业已先行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随后，全国各地纷纷快步跟上。自此，全国的买卖人都和平地消失了，融入了普通人群中。
按道理说，既然已经盖棺论定了。那么就再无一个“运动”是指向工商阶层了，大家大可以松一口气，从此安心开始新生活了。但实则不然，紧箍咒还在，“原罪”是不可能完全擦干抹净的。
从1963起，大量忆苦思甜的小册子泛滥开来，重新控诉旧社会黑心地主的罪恶。随后相继而来的，是普及而持久的“忆苦思甜”运动。其时，尽管再无政策要求打资本的“落水狗”，但承接对工商阶层丑化的影响，旧有的商人们，便又挨个被重新提拉出来，成了溜边儿站的一群。
说实话，洪禄承的遭遇是有些冤枉的。以洪家而言，历来十分关注基层员工的收入与生活。洪家的祖训中，除了有包揽店伙们的生老病死，尽量拔中层干部于普通员工这些要求外，还特别规定了“不得无故散人（解雇人），不许搞特殊化，必须与店伙同食，以荣辱与共的理念来加以凝聚”等诸多事项。哪里又会像土财主“周扒皮”那样，以“半夜鸡叫”来压榨下属呢？
可面对现实，洪禄承没有别的辙，只好用老法子，尽力要求自己低下头去做人，借低调行事来保全自己和家人。
另外，对于所失去的财富，他也绝不敢表现出一点耿耿于怀。想来就明白，在社会整体上，“富”已经一个耻辱，没有谁再会留恋花天酒地的富裕生活。虽然勤俭节约，本质是一件痛苦的事，是因贫穷不得以而为之，但是一旦被树为全社会的主流风气，那它就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
在那个时代，岂止是洪禄承，就连末代皇帝，也都被改造得很纯正。溥仪就曾在1958年写过很真诚的决心书，表示要“争当红旗手”什么的。所以，洪禄承也一样十分努力地去参加劳动、学习朴素。人民是怎么活，他们就怎么活。尽力融入，以图早日变为“人民”一份子。
哪怕生活里，洪禄承还保留着过去的一点点讲究，不肯在饮食上面马马虎虎，那也只能关起门来偷偷享受。哪怕他看不惯像有的工农那样不洗手就吃饭、随地吐痰、口吐脏话、举止野蛮的举止，可见到这些“红五类”时，他也得点头哈腰，故作亲热地打招呼。
这不能怪他虚伪，全是环境使然。年头儿的改变不是个人所能抵抗的，胳臂扭不过大腿去，跟年头儿叫死劲简直是自己找别扭。否则，如若还保持“雕栏玉砌应犹在”的伤感，那么不用说，失去的还将会更多。
洪禄承这样的灰色人群与其亲属，一直就是这样活着。但令人想不到的是，虽已到如此地步，却还有一场把全国人民都卷入进入的劫难是躲不过的。
1966年8月，社会形式再次骤变，红卫兵们高举大旗，用铺天盖地的红色掀起了一场狂潮。而这次的运动，比以前的历次都要激烈百倍，根本不使人缓气，一变好象就要变到底。
不，这简直不是运动，而是一阵龙卷风。就是这场空前的大风暴，把洪家人余下的财产、自尊、人格都绞得支离破碎……
想到这里，洪禄承睁开了已雾气迷蒙的眼，胸中更充满了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感慨。
在我国，所谓的富豪世家，实在是没什么可以夸耀的。
想当年，不知有多少人羡慕他的家世，想象他金杯玉盏、宝马香车的生活是如何的阔绰爽快。可他在时代变迁中的身不由己、一夜白头、遗祸子孙等等百年伤痛，又有谁能体味？
他这一辈子，仿佛是背着“资本家”这沉甸甸的三个字，在走一条极陡的下坡路，根本就收不住脚。越是盼着太平日子，身子偏越往下出溜儿。
若细说其中滋味，不过是一个“载不动许多愁”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