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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至今记得1969年6月9日那天的情景。
下午，我在北大篮球场看人家打篮球。在那种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年代，没有什么人搭理我，都与我“划清界线”我自己也注意不要给别人找麻烦，尽量少与人来往。
可是，忽然有人喊我：“贺晓明！”
我看到军宣队的几个人在招呼，那位组长就是中南海一区的老李同志。
“哎哎，你来来，”他看我发怔，继续招呼“来，咱们谈谈。”
我随他们进屋，不知要谈什么？“你们机关来人，”他指指屋里坐的两名军人“要接你去谈话。”
我望望那两名军人，心里咯噔一下。那是一惊一诧的年代，什么不可思议的事都可以发生，什么荒唐故事都可能成真。
车出北大校门，没朝城里开，直奔运河方向，我的心又怦怦起来：坏了，看来是要关押我了
沉默一段路，坐司机旁的军人侧身回头，望住我说：“告你件事，你爸爸病重，我们现在接你去看看。”
脑子轰地一响，仿佛遭了雷击，又像从山崖摔下，轰然落地。半晌我才透过一口气。顿时明白了什么。“文革”的经验，像父亲这样“失踪”的领导干部，活着肯定不叫见面，叫见面一定是死了
“爸爸！”我心里惨叫一声，泪水便如泉涌一般溢出眼眶，滔滔不绝。在那一瞬间，我鲜明地想起两年多前与父亲的分手。由于“造反派”不断冲击我家，根据周总理的意见，父亲临时住进新六所。一天吃完饭后，我向父亲告别：“爸，我回学校去了。”
“唔，你走吧，要听毛主席的话，在大风大浪里锻炼”父亲像是有许多话想讲，却又忍住了没说下去，他将我送到楼梯口，一直看着我走出屋门
谁能想到，这一别就再未见面，连父亲被关到什么地方都不知道。父亲手扶楼梯忧心忡忡又慈爱不舍地望着我的情景历历在目，可现在，现在我将会看到什么？
汽车飞驰，载着我直奔那个可怕的现实。我只剩了哭，哭一路，泪水不尽。我感到自己那么孤立，便想到了惟一能见到的亲人：“我哥去不去？”
“已经派人接去了。”
我的心多少踏实点。哥哥鹏飞是我的一个支柱。父亲失去音讯，我们兄妹相依为命，互相帮助。鹏飞得了重病，发高烧，我以为是感冒，设法出去买点牛奶给他喝。买回奶来一看，他的眼睛都黄了。我惊叫：“糟了，是肝炎！”忙把他送到同仁医院，经检查，果然是黄疸性肝炎急性发作。我们没有钱治病，更没钱住院，我急得要死，终于想到给父亲过去的秘书打电话。秘书说需要向上报告，这一报告就迟迟没了消息。我半夜去找贺彪，他帮忙找老中医，买中药。后来把消息传到陈毅那里，陈毅“发牢骚”在一次谈话中说：“啊贺老总的儿子得了肝炎，连医院都住不上！这也是‘文化大革命’？”在这种情况下，哥哥才住进医院。
汽车驶入三o一医院，我被带到外科大楼医生办公室。门开时，看到哥哥鹏飞已经阴沉着脸坐在那里。我不会说话，也说不出一句话，只会哭，没完没了流泪。
专案组一位高个子姓卢的人，谈公事一样宣布：“啊，来坐来坐，我让医生来讲最后的抢救情况。”
他的旁边有位中等个，四方脸的人，拿着本和笔，随时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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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至今记得1969年6月9日那天的情景。
下午，我在北大篮球场看人家打篮球。在那种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年代，没有什么人搭理我，都与我“划清界线”我自己也注意不要给别人找麻烦，尽量少与人来往。
可是，忽然有人喊我：“贺晓明！”
我看到军宣队的几个人在招呼，那位组长就是中南海一区的老李同志。
“哎哎，你来来，”他看我发怔，继续招呼“来，咱们谈谈。”
我随他们进屋，不知要谈什么？“你们机关来人，”他指指屋里坐的两名军人“要接你去谈话。”
我望望那两名军人，心里咯噔一下。那是一惊一诧的年代，什么不可思议的事都可以发生，什么荒唐故事都可能成真。
车出北大校门，没朝城里开，直奔运河方向，我的心又怦怦起来：坏了，看来是要关押我了
沉默一段路，坐司机旁的军人侧身回头，望住我说：“告你件事，你爸爸病重，我们现在接你去看看。”
脑子轰地一响，仿佛遭了雷击，又像从山崖摔下，轰然落地。半晌我才透过一口气。顿时明白了什么。“文革”的经验，像父亲这样“失踪”的领导干部，活着肯定不叫见面，叫见面一定是死了
“爸爸！”我心里惨叫一声，泪水便如泉涌一般溢出眼眶，滔滔不绝。在那一瞬间，我鲜明地想起两年多前与父亲的分手。由于“造反派”不断冲击我家，根据周总理的意见，父亲临时住进新六所。一天吃完饭后，我向父亲告别：“爸，我回学校去了。”
“唔，你走吧，要听毛主席的话，在大风大浪里锻炼”父亲像是有许多话想讲，却又忍住了没说下去，他将我送到楼梯口，一直看着我走出屋门
谁能想到，这一别就再未见面，连父亲被关到什么地方都不知道。父亲手扶楼梯忧心忡忡又慈爱不舍地望着我的情景历历在目，可现在，现在我将会看到什么？
汽车飞驰，载着我直奔那个可怕的现实。我只剩了哭，哭一路，泪水不尽。我感到自己那么孤立，便想到了惟一能见到的亲人：“我哥去不去？”
“已经派人接去了。”
我的心多少踏实点。哥哥鹏飞是我的一个支柱。父亲失去音讯，我们兄妹相依为命，互相帮助。鹏飞得了重病，发高烧，我以为是感冒，设法出去买点牛奶给他喝。买回奶来一看，他的眼睛都黄了。我惊叫：“糟了，是肝炎！”忙把他送到同仁医院，经检查，果然是黄疸性肝炎急性发作。我们没有钱治病，更没钱住院，我急得要死，终于想到给父亲过去的秘书打电话。秘书说需要向上报告，这一报告就迟迟没了消息。我半夜去找贺彪，他帮忙找老中医，买中药。后来把消息传到陈毅那里，陈毅“发牢骚”在一次谈话中说：“啊贺老总的儿子得了肝炎，连医院都住不上！这也是‘文化大革命’？”在这种情况下，哥哥才住进医院。
汽车驶入三o一医院，我被带到外科大楼医生办公室。门开时，看到哥哥鹏飞已经阴沉着脸坐在那里。我不会说话，也说不出一句话，只会哭，没完没了流泪。
专案组一位高个子姓卢的人，谈公事一样宣布：“啊，来坐来坐，我让医生来讲最后的抢救情况。”
他的旁边有位中等个，四方脸的人，拿着本和笔，随时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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